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语言腐败的文章。（2）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。

担心一个市场被某个高枕无忧、不思进取的企业持续垄断，真是杞人忧天。1886年德国企业家卡尔?本茨发明了汽车。尽管在现代经济中，报酬递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但经济学家一直不愿正视它，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总是假定生产函数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（最多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），其原因不是因为报酬递增不重要，而是因为从马歇尔开始，经济学家就认识到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理想不相容。只要政府有准入限制，垄断就产生了。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我跟中国移动的一位副总争论，他说他们不是垄断，阿里巴巴和腾讯那才叫垄断。

打一个比喻来讲，主流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是一张图片，而真正的市场是一个连续剧。它表明我们的反垄断法存在基本的概念性错误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紧紧结合于幸福线、生命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中，要保持我们在报告中所说到的前进定力，这是我们有底气的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之所在

所以像王进喜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就弥足珍贵。这个时间起点是先秦时代，也就是中国的古典主义时代。我们知道，大庆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爱国主义，是献身精神。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为什么要强调爱国，要反哺社会，要关注社区利益，促进共同发展，就是因为义以生利，利他才能利己。

其实，人类的经济活动一直存在和演变着，企业家精神（广义上的）也早已存在着，而绝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之后企业家精神才一下子蹦出来的。要给企业家以稳定的预期，用法治的环境和法治的精神来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，企业成为了自负盈亏、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，现代企业家群体应运而生。但其实，从韦伯命题提出之后，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有很多。二是这一代企业家，普遍顺应时代，具有在转型时代嗅觉灵敏，开拓创新的能力，善于创新，抓住机遇。像宋志平这样的中央企业、国有企业企业家还有很多，他们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自觉地将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，主动担当，积极作为，这就是中国特质的企业家精神。

三是在这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、现代过渡的阶段，这些人身上既有独立的企业家精神，又摆脱不了跟官府密切结合的传统官商文化本性。《鞍钢宪法》诞生后，不但在中国名噪一时，一些欧美、日本的管理学家也在研究，称之为后福特主义、团队合作、全面质量、经济民主。这是从底线角度讲的，以义来约束人们的本能逐利行为，我认为这可以称为儒家的消极伦理，是一个底线意义上的伦理，每个商业行为和逐利行为都要受到义的制约。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、觉醒，中华民族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，成为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。

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了，又没有外援，只能靠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既有开放性，又有传统文化的保守。

在孔子的时候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叫做以义制利。例如张瑞敏，海尔当初就是一个集体企业。

反过来，儒家伦理道德也在影响着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。同样，中国也有自己的企业家精神，因为中国的商业活动数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。在这个改造过程中，一批近代有名的企业家纷纷支持国家建设，主动接受改造，放弃私人企业，如荣毅仁先生，同仁堂的乐松生先生，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觉悟和极大的积极性。《鞍钢宪法》的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，即干部参加劳动、工人参加管理。四是短视和机会主义，缺乏永续经营的思想，没有做百年老店的追求和抱负。要像习总书记讲的那样，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，这需要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一起努力。

其实商人也好，企业家也好，都是社会劳动者，无工不富，无商不活，士农工商，一样是给社会做出贡献的。企业家精神是我们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，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稀缺的资源，一定要好好地加以传承，同时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。

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必将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。

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才真正开始了工业化。这一代的企业家，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了。

林锋：既然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传统优势，也有不足，那么面对未来，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传承，并且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呢？ 王曙光：我们回眸历史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。陶朱公范蠡，孔子的高足子贡，这两个人都是儒商的杰出代表。我将这些缺陷归纳了一下，一共分为六大误区：一是缺乏独立的人格，跟政府过于密切。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，也始终没有中断过。

这些人可不是单纯做生意，他们办企业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，是有着明确的实业救国、实业兴国的抱负和追求的。五是缺乏契约精神，法律意识淡薄。

今天，我们再来看《鞍钢宪法》，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：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，不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和民众打成一片，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，依靠民众的创新和创造精神，依靠团队和集体力量，形成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整体力量。（王曙光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导、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）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企业家精神 。

三是保持好政府和企业家的正常关系。像张瑞敏、柳传志、任正非等人，都不是唯利是图，而是继承了原来古典意义上儒家文化义利合一的精神。

四是工业化高潮时期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。林锋：提起企业家精神，很多人会想到马克斯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韦伯认为，中国儒家伦理无法催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。他们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一代企业家相比，国际格局更为明显，现代企业家意识特别突出，市场意识不断增强，现代契约精神、创新意识、工匠精神、社会责任意识都具备了。第二个历史阶段，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初期。

在这些人身上，中国儒商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那就是义利合一。作为政府官员，要呵护企业家，和企业家做朋友，而不是像有的地方官员那样杀鸡取卵。

家和国都要没有了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，讲的就是家国天下，只不过那是在士大夫层面，现在则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可是宋志平不但破解了难题，而且走出了转型成功的新路子。

新中国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，涌现出了像王进喜这样的人物，我认为他不能被看做一个简单的英雄模范人物，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卓越企业家。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主题：义利之辨、华夷之辨、君子与小人之辨，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史。